宗教

如此多宗教界和世俗之人热衷于捐助延圣院的刻经事业,当然与他们的信仰密切相关。不过,他们的信仰却更多地反映出社会的现实状况。宋人之捐助刻经有着各式各样的理由,概而言之就是祈求佛教神灵消灾纳福。为了达成发自这些人内心的某些愿望而捐助延圣院,其中追荐各种亡灵进入极乐世界的题记所占比例最高。嘉熙三年,华亭县一位妇人与其全家捐款刻经一卷,其题记如后。

内蒙古文化厅文物局负责人王大方介绍,这部佛经刻于元朝建国后的第15年,元大都(今北京)建成后的第21年。其中捐资人张遵诲在《元史》卷167有传,其父张惠官至荣禄大夫、平章政事。

从上述史实来看,绝大多数捐刻《碛砂藏》的是本地僧人,也就是说,宋代捐刻《碛砂藏》的僧人几乎都集中在平江府及其周边地区。而到了元朝,出现了大量远离平江府的僧人前来捐助。元成宗大德十年的题记有“大元国陕西巩昌路陇西县草市镇广严禅寺比丘义琚”、“本贯关西泰州观音禅院嗣讲、持衣比丘海云”[3],同一年还有“前泉州路僧録加瓦八”,元仁宗延祐二年有“福建道建宁路建阳县后山报恩万寿堂嗣教陈觉琳”,等等。这些事实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延圣院刊刻佛经的消息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开来,同时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也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与帮助。然而,出现这些结果的缘由却是不得而知了。设若进行推测的话,无非是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延圣院雕刻的佛经通过各种方式逐渐流传开来,远在苏州刊刻的《碛砂藏》上世纪30年代在陕西的开元寺、卧龙寺被发现,此后在国内外不同的地方陆续或多或少的残本,从而确定了该版本大藏经的存在[4]www68399.com皇家赌场,。这说明宋元时期延圣院刊刻的大藏经流传范围相当之广。二是因为延圣院刊雕佛经的巨大工程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他们相互之间会以不同的方式传播这一消息,于是才出现了参与者不断增加的现象。

王大方称,文物普查发现的历史人物能在《元史》有传者,在全国也极为罕见。记载称汉族人张遵诲与蒙古贵族女子瓮吉剌氏结为夫妻,大儿子名字张洪涛,二儿子名字住增台,见证了元代社会不但有蒙汉通婚,而且有子随父亲姓、或者随母亲姓的社会情况。

二、利己与利他之间的神界与现实

据悉,内蒙古图书馆所藏的这部《维摩诘所说经》佛经卷末刻有莲花荷叶龛式题记,此为记载印经缘起的印经题记,据此可知此经为张遵诲出资为五台山金界寺刷印的《碛砂藏》之一册。

当然,也有少量是以刻经功德祭奠列祖列宗的,这是宋人祖先崇拜的表现方式之一。绍定四年昆山县城居住的范显“刊造宝积经一卷,集兹功德善利,资荐范氏门中祖祢、宗亲阖属神仪伏此胜因,超升净域。”又如“叶伯安洎合家等发心,刊造大藏《佛说龙施女经》一卷。所集功德,用荐门中三代、内外宗亲,仗此良因,起升佛界。”这两条记述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将自己祖宗排在前面,而将宗族其他亲属放在后面,这种亲疏秩序的排列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利己的内心世界,同时也说明有着利他的想法。

这部《维摩诘所说经》现藏于内蒙古图书馆,为经折装,版面尺寸24.5×55厘米,为《碛砂藏》之一册。《碛砂藏》全称为《平江府陈湖碛砂延圣院大藏经》,南宋元初刻于平江府陈湖碛砂延圣院,历时90余年。上世纪30年代这部藏经曾以陕西开元寺、卧龙寺所藏明洪武年间印本影印行世。

由此基本上可以对褚家与朱家的情况作出一些初步判断,朱氏百八娘为长辈的褚氏家族至少现有八个人,应该是年事已高的一个老妇人,她的父母、公婆、丈夫等众多娘家人、夫家人均已去世。应该说,这是两个很大的家族,而朱氏百八娘夫家、娘家的同辈人恐怕已经所剩无几,因而已至暮年的她自然十分思念去世的亲人。加之她一直是佛教信徒,其弟弟、儿子虽然已经亡故,但都是正式出家的僧人,可知其娘家、夫家都有着浓厚的佛教氛围。因此,她希望通过刊刻大藏经的功德来使其亲人的亡魂得以超升,即在人世以外的世界过得幸福安宁。令人颇感兴趣的是,朱氏百八娘将其亲属亡灵分为三等,分别为超升、佛土受胜、快乐,明显是差别对待的。这种情形在所有宋人题记中极为罕见,因而值得特别关注,由此似乎可以看出,朱氏与其亲属在世时关系的亲密程度。

消息指,文物专家根据佛经卷末捐资题记研究得知,《维摩诘所说经》是由居住在“大元国大都钟楼西街北”的张遵诲及其夫人瓮吉剌氏(蒙古贵族),与大儿子张洪涛、二儿子住增台(蒙古姓)共同捐资为五台山金界寺所刻写的一部佛经。

[8]《东京梦华录注》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5页。

佛教在线内蒙古讯内蒙古文化厅文物局1月4日对外发布,在内蒙古开展的可移动文物普查中,发现一卷罕见元代佛经《维摩诘所说经》(即《碛砂藏》之一册)。经文物专家研究,此为居住在“大元国大都钟楼西街北”的张遵诲以及夫人、儿子捐资为五台山金界寺所刻写的佛经。该佛经见证了元大都的城市街道,其中的“钟楼西街”一直沿用至今。

朱氏百八娘同男褚仲茂、仲文、息妇宋氏九娘、朱氏五三娘、孙男友直、友德、玄孙安仁施财陆拾贯文入碛砂延圣院,刊造大藏《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功德追悼先考朱五十一承事、先妣何氏八娘子、亡弟朱百十四郎、亡弟朱四郎、亡妹朱氏百十二娘子、亡公褚十八郎、亡婆王氏十六娘子、亡晚婆王氏廿三娘子、亡夫褚小十三郎、亡姑褚氏八娘子、亡姑夫张十二郎、亡姑褚氏八娘子、亡姨夫黄阿十郎、亡妹孙氏四三娘子、七媳妇黄氏七娘子、亡故朱百一郎、嫂王二十娘子、孙朱廿九郎、弟僧知阇、亡男僧知、亡女褚氏廿一娘子,遇此良因超升。亡姑夫家百九承事佛土受胜,快乐亡兄朱百三郎、亡外甥妇王氏百三娘子。

国内外关于碛砂藏本身的研究已可谓相当深入,其中更多的是围绕佛教经典的刊刻及其流传等问题而展开的[1]。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流传下来的宋朝、元朝人的题记为研究当时的佛教信仰、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历史提供了很多相当有价值的史料,也是当时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2]。毫无疑问,重新审视这些当事人的记录有助于进一步深入探究宋代普通人的世界。从日本学者的屋胜抄录下来的题记来看,总共有603条与雕刻大藏经相关的记录,其中除了部分难以确定具体年代的之外,还存在一些同一人捐助钱财刊刻若干卷佛经的情况。大体上说,元朝刊刻的数量较宋朝要多一些,经笔者统计,完全可以确定为宋代刊刻的佛经题记为199条。

此外,很多人捐刻佛经,其所获得的功德只是考虑自身的利益,为自己祈祷。淳祐五年,从事郎、前绍兴府县尉、巡捉私茶盐矾监催纲叶崴施舍钱财472贯700文,“刊造一部四卷”,其所想要达成的愿望是,“所集功勋,用伸保扶崴身宫康泰,禄善增崇,早生福德智慧之男,俾获富寿康宁之址。”应该说,他所希望的是通过刊刻四卷佛经的善举,保佑自己健康,官能越做越大,更重要的是尽快生下聪明智慧的男孩,并给他“智慧之男”带来福祉。毫无疑问,叶崴作为一名官员,他平日最为忧虑的恐怕就是身体、官位、儿孙这三种东西了,因而捐出一大笔钱给延圣寺,冀望达成这些目的。又如淳祐六年,“平江府吴江县久咏乡廿八都长子坝字围田所居弟子奉三宝弟子陆德辉情旨,谨发心施财,刊《金色经》一卷。所集功德,唯愿早悟无生,无诸疾娄,身心安乐,修行进道,无魔无障,临命终,巳如若禅定者。”陆德辉希望通过刊刻《金色经》的功德,能在在世身心安乐,在修行佛道方面日益精进,并在临终之时得以善终。应该说,陆德辉本人就是潜心于佛教的在家修行者,他当然希望其所有付出的修为能得到某些回报。对于普通人而言,健康而又无病痛自然是人人都十分渴望的,陆德辉自然也不例外,只不过其所追求的方式不同而已。

[4]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7章。

然而,大多数的宋人题记都是综合性的祈愿,也就是更多地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他们虔诚地向佛教神灵祈祷以期达成各种美好的愿望。淳祐三年,“承信郎、新特差充御前修内司勘给受给、权两淮浙西发运司准遣陈镕同弟铁、媳妇赵氏、乳母茅氏、花男归孙谨发诚心,捐己资入碛砂寺大藏经坊,刊《大方广持宝光明经》一部五卷,功德用伸追悼先考领閤陈公、先妣恭人韩氏、先叔九宣教、先婶婶王氏,同乘善果,早超天界。更冀胜因保扶门户荣昌,家眷平安。四时之内,永无不测之灾,阖宅室中,悉保多来之庆。”这是宋人在《碛砂藏》中具有典型意义的题记。陈镕与陈铁兄弟居住在昆山县全吴乡第六保漳潭里,其父曾经担任“知閤门事”,是南宋皇宫中有着很大权力的六品武官。其叔叔为文官,最终官职是从八品京官宣教郎,估计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官的。按理说他们应该居住在都城临安或是临安附近,看来他们不知何故迁到了昆山。此一记述表明,陈镕为奉佛弟子,其官职是从九品的承信郎。其弟陈铁尚未婚配,可知其父母、叔婶都应该是岁数不大便去世了,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导致陈氏家族家道中落,这对兄弟两人及其家人的打击可想而知,或许是他笃信佛教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与家人捐资雕刻五卷佛经,应该是付出了不少金钱,因而他们十分怀念其父母、叔婶,冀望他们在天之灵“同乘善果,早超天界。”然而,对陈镕兄弟而言,虽然沉浸在失去至亲的痛苦之中,但现实生活还要继续下去,因而他们更希望借佛神的庇佑,“保扶门户荣昌”,使自己的家人免去不测之灾厄,这应该才是他们想要达成的最为重要的目的。

当然,《碛砂藏》题记中也有不少是以个人名义捐助的。如“大宋国嘉兴府华亭县修竹乡四十二保望湖田东居住奉佛弟子朱氏八娘戒名妙宗”、“大宋国嘉兴府华亭县长人乡十九保住奉佛女弟子陆氏四十一娘”、“大宋国嘉兴府华亭县长人乡十九保牛场泾居住奉佛女弟子陶氏六四娘”,等等。大体而言,这类记载所反映的基本上都是个人的意愿,其动机和目的似乎也与全体家庭成员共同捐助的题记存在某些区别。

三、结束语

宋朝民间的佛教信仰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而普通民众信教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烧香拜佛等之外,宋人施舍钱财雕刻佛教经典也是非常重要的方式之一。本文拟以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发现并出版的《碛砂藏》的题记为中心探讨宋代雕刻佛经的相关问题,进而尽可能地还原宋人佛教信仰的真实状况。

这些捐助延圣寺刻经的佛教信众在他们的题记中很多并未直接说明需要祈求的神灵,但也有部分题记是予以明确的指向的。宋理宗嘉熙二年九月,“嘉兴府华亭县郭邑西门博洞桥东街北面南居住奉佛三宝弟子马俊、妻朱氏百十一娘、男显祖、媳妇陈氏十二娘、孙男阿龙与家眷等发心,施财叁拾贯文,恭入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宝藏经坊,刊造《大乘遍照光明藏无字法门经》板一卷,流通印诵。所集功德,祝献三界龙天、十方真宰、家堂侍奉香火、一切福德圣贤、合家十命吉凶星斗,保扶家门清吉,长幼成安。然后四恩俱报,三宥齐资者。”马俊及其家人刻经所得的功德是要献给五种神灵,并请求这些神灵保佑其家人安宁。端平元年,阮大异刻经时写的题记写道,“所集功德,祝献诸天三界、十方真宰、行年本命元辰升君、宅堂香火,福德聪明,当州城隍、土地常受香火,一切圣贤,伏乞保扶宅庭光显,卷爱安宁,凡在时中,吉祥如意者。”可知他与马俊虽然同为佛教信众,但他并不是只是供奉佛教神灵,同时还信仰城隍、土地神,且经常前往城隍庙进奉香火。应该说,此二人所奉的几乎包括了各路神仙,这不仅体现了宋人的泛神论倾向,且从很大程度上透露出了宋人信仰神灵的功利主义目的。绍定六年,延圣院僧人志圆为昆山县城捐过款的市民写下了这样的祈福文,“专为诸家施主拜献诸天三界、十方真宰、各人家堂侍奉香火、福德圣聪、行年本命元辰吉凶星斗,乞伏保扶宅门清吉,人口常安,吉祥如意。仍忏悔三业六根之重罪、十恶五逆之过愆,俱凭无上之良因,洗涤一时之清净。然后四恩普报,三有同资,随彼愿心,功德圆满者。”看来这是宋代佛教界较为通行的敬神方式,就是请来他们能够想象到的各路神仙庇佑家人吉祥如意,同时忏悔人生的种种罪孽,并凭借神力加以消除。

在区域史研究过程中,似乎很难绕过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以《碛砂藏》宋人题记为例,这些各色人等题写的文字从很大程度上真实地再现了以平江府为中心的区域社会的某些特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看似零散的点往往意味着更大范围的相似性,也就是说,与南宋时期的平江府相对应的是整个江南地区。如若再推而广之,从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点或可窥视某些局部或整体。当然,不同的区域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内涵,在没有厘清具体问题之前就进行某些不合适的类比,显然是行不通的。然而,佛教深入民间并得到广大信众发乎内心的信仰,宋代无疑是这一进程中非常重要的阶段。如果说唐朝以前的佛教带有某种程度的贵族性格或者说更多的是社会精英享有的精神食粮的话,那么,宋朝以后的佛教已然完全平民化了,可以说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共有的重要精神财富之一。平江府城乡居民与延圣寺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构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宋代社会宗教界与民间交流的缩影。

如果将碛砂藏的宋、元时期的题记进行较为简单的分类的话,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出家人施舍钱财雕刻的,总共有34条明确的记录。其中捐助最多的平江府延圣院的僧人,如“当院比丘慈存”、“大宋国平江府城东碛砂延圣院徒弟比丘惟勉”,等等,这表明为了刊刻大藏经,延圣寺的出家人率先垂范,充分发挥了以身作则的作用。其次就是华亭县超果寺,如“嘉兴府华亭县超果寺寓广福教院比丘师安”、“华亭县超果寺比丘德询”、“华亭县超果寺比丘可权”,等等,由此似乎可以看出超果寺与延圣院之间有着非常特别的关系。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寺庙僧人的捐助,“华亭县长仁乡十八保六磊塘北朱坡水西崇庆庵尼僧祖楷、了宗、了元、了龙”,这是四个尼姑共同捐刻佛经的,“临安府嘉会门里梵天寺住持比丘宗印”,这是都城临安僧人的捐施。从这些僧尼的捐助来看,可以肯定,他们都拥有相当数量可供自己支配的私人财产。

[3]后一条“关西泰州”恐系的屋胜的误抄,笔者以为当作“秦州”,《元史》卷五十九《地理志》中的泰州一在江南,一在东北地区,都与关西不符。

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刊造大藏经板局,伏承昆山县市邑诸家施主舍钱芳衔开具子后。钱胜、严惠、诸谦、陈寔、张佐、周椿、沈祐、耿镐、石崇福、吴兴祖、王烨、洪棣、唐新、谢晖、杨责、王显、顾镐、顾宽、郑珍、吴士龙、吴松年、严鼎、沈清、王烨、邹信、薛伟、姚水成、沈安国、陆德与、徐兴祖、袁惟忠、洪天德、祈贵、陈寔故孙劄宝郎□□、俞氏一娘、徐氏三七娘、杨氏四娘、陈氏六娘、李氏千三娘、唐氏十四娘、吕氏廿八娘、郑氏十三娘、万氏三娘、葛氏百一娘、吴氏千三娘、沈氏细一娘、叶氏百八娘、洪氏千十娘、王氏十三娘、龚氏百七娘、翁氏五三娘、倪氏百一娘、陈氏六四娘、张氏三六娘、丁氏三乙娘、郑氏九娘、吴氏百四娘、史氏廿八娘、许氏百娘、顾氏百四娘、朱氏十娘、柳氏百四娘、周氏百三娘、高氏八三娘、杨氏廿五娘、潘氏八三娘、许氏百三娘、吴氏六六娘、俞氏一娘[7]。上述名单除了有两个字脱漏而外,其他人均有名有姓,人数多达70人左右,几乎是男、女市民各占一半,他们每户人家施舍钱财1贯200文给延圣院,刊刻《文殊师利般若经》一卷,可知总共捐助了80多贯才完成雕版。应该说,这些人都是居住在昆山县城的普通市民,尽管不知道他们从事的职业,更无从得知他们日常的营生手段,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并不在昆山当地的延圣院刊刻佛经有着浓厚的兴趣,且以实际行动加以支持。需要说明的是,即便是上述这些人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也不太可能如此多人集中起来亲自前往平江府城。因此,昆山市邑的集体捐助无疑是有人组织的,而那些往来于昆山与平江府之间的人究竟有着怎样的面相,他们是出家人,还是昆山县城的当地人,还是来自其他地方的什么人,这些都不得而知了。从已知的情况来看,大体上可以确定的是,上述罗列出来的普通市民与佛教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且他们的捐款并不是很多,只有区区一贯多而已,可知他们未必十分富有,但他们有着发自内心的佛教信仰,这也是宋代普通市民重要的精神生活。

[6]此处若干卷都是由张璿出资刊刻的,而抄录者误抄了他的住址。准确的应该是“大宋国平江府吴江县久咏乡念染都后庇溪居住奉佛三宝弟子张璿。”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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